物·画·影：穿衣镜全球小史（2021年7月中国好书，美术史家巫鸿全新力作） pdf 下载 txt 阿里云 lit rtf azw3 免费

从凡尔赛到紫禁城，穿衣镜是否为东西方联合创造的结果？

从怡红院到养心殿，镜屏如何引发中国人关于真与幻的文学和艺术想象？

从欧洲到全球，穿衣镜摄影模式怎样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

从程式到主体，摄影师和艺术家如何以镜子表现个人身份和主观意识？

有座架、可移动的落地玻璃镜被发明，并通过跨国贸易在世界上流通，物品、绘画和摄影由此在全球历史进程里串联起来。帝王、艺术家、作家和民众在与镜像相关的视觉联想和艺术创造中，构建出繁复无尽的时空幻象，既参与着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又总是映射着超乎现实生活的信息。

解题 一个虚构的微电影脚本

楔子 “史前”大镜

上编 物件与映像

章 从凡尔赛到紫禁城：东西方联合创造穿衣镜

壁镜的时代

清帝的镜屏

《对镜仕女图》

第二章 从怡红院到养心殿：文学和视觉想象中的镜屏

曹雪芹的镜屏想象

乾隆的镜像幻想

下编 媒材与主体

第三章 从欧洲到全球：穿衣镜摄影模式的流通

克莱门蒂娜夫人的女儿们

新奥尔良的白奴女孩

暹罗国王的妃子

中国：传教士写作到影楼实践

第四章 从程式到主体：在镜像中发现自我

辛亥剪辫纪念照

莫里索的《赛姬》

尾声 大镜的失落

后记

巫鸿（Wu Hung），著名美术史家、批评家、策展人，芝加哥大学教授。

196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72—1978年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1978年重返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随即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同年受聘主持芝加哥大学亚洲艺术教学，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2年建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该校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2008年被遴选为美国国家文理学院终身院士，并获美国大学艺术学会美术史教学特殊贡献奖，2016年获选为英国牛津大学斯雷特讲座教授，2018年获选为美国大学艺术学会杰出学者，2019年获选为美国国家美术馆梅隆讲座学者，并获得哈佛大学荣誉艺术博士。成为大陆赴美学者获得这些荣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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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画目前定名为《对镜仕女图》，画面22.6厘米高、49.8厘米宽，有限的尺寸使之便于拿在手中或放在案上观看（图1.21）。画面非常素净，背景空无一物，图像由相互呼应的左右两组构成。左方靠近底边立着一架镜屏，长方边框略承圆角，植于雕刻繁复的屏座之上。一名云髻古装的女子站在屏前，头颈微向前伸，正凝神屏气地观看着自己在镜中的映像（图1.22）。而镜中的女子——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她的面貌和衣饰——也凝视着她的原型。这个镜中女子右臂下垂，左臂弯曲上抬，显示出镜外女子以右手扶框，更强调了人镜之间的亲近。画家对人物形象的细腻处理，通过对浓淡墨色的控制而更显微妙。一反清宫仕女画惯用的工笔重彩风格，此画全以水墨勾勒和渲染而成。画家以淡墨为主调，只有女子的云髻接近纯黑。而她镜中映像的用墨则可说是淡中之淡，微妙地指示出影像和实体的区别。

照片中的女子是肃亲王善耆的正福晋赫舍里氏（1867年生），她身穿正规典礼朝服，站在一架穿衣镜面前。镜后的白色幕布制造出摄影棚的封闭感觉，但根据镜中反射出的平房窗户，我们知道照片是在室外拍摄的，很可能是在肃王府中的院子里。这张照片具有清晰的来源：它是由赫舍里氏本人赠送给美国首任驻华大使爱德温·康格（Edwin Conger）的夫人萨拉·康格（Sarah Conger）的，后者不但在照片背后注明了像主和她丈夫的身份以及照片的拍摄地点“肃王府”，而且写道：“她穿着礼服去给太后和皇帝拜年。”（She is dressed in her robes of state in which she wishes the Empress Dowager and Emperor a Happy New Year.）

这是该剧第五十五出《圆驾》，发生在皇宫中的金銮殿前。此时柳梦梅已经中了状元，杜丽娘返魂之后也尾随来到京城，二人只期结成夫妻白头偕老。但是丽娘的父亲杜平章不信返魂之事，劾奏柳梦梅系劫坟之贼，丽娘则是妖魂托名，俱应诛伐。双方来到皇帝面前对质，争执不下。皇帝随后想出一个解决方法：“朕闻人行有影，鬼形怕镜。定时台上有秦朝照胆镜。黄门官，可同杜丽娘照镜，看花阴之下有无踪影回奏。”结果是“丽娘有踪有影，的系人身”，这场戏也就以大团圆场面结尾。

穿衣镜又名全身镜，后者是英文full-length mirror的中译。其他通用的中英名称还有立镜（standing mirror）、落地镜（floor mirror）等，指的都是立在地上、可照见全身的高大玻璃镜。虽然人们有时也把装在墙上、门上和衣柜上的竖镜称作穿衣镜，本书为了严谨起见，把这几个类型称为“壁镜”“门镜”和“柜镜”，而只将有座架、可以移动的独立镜子叫作“穿衣镜”。

不同类型的镜子激发出不同的文学和视觉想象。手执或镜台上的小型容镜映出照镜者的容颜，杜丽娘因此在《牡丹亭·写真》一场中如此“照镜叹介”：

轻绡，把镜儿擘掠。笔花尖淡扫轻描。

影儿呵，和你细评度：

你腮斗儿恁喜谑，则待注樱桃，

染柳条，渲云鬟烟霭飘萧；

眉梢青未了，个中人全在秋波妙，可可的淡春山钿翠小。

与此相应，七峰草堂本《牡丹亭还魂记》（1617）的插图画家在描绘这个场景时只表现了杜丽娘的面影——不但在杜丽娘面前的圆镜中，也在她正在完成的自画像里（图2.1）。虽然作为观者的我们看到的是她的全身形象，但“容镜”把这个形象进行了切割。就如杜丽娘在唱词里形容的，她笔下的画像只复制她的面影——樱桃般的嘴唇、柳丝般的云鬟、春山般的眉梢、秋波般的眼神。

在《酒泉子》里他如此吟咏：“月落星沉，楼上美人春睡。绿云欹，金枕腻，画屏深”；在《采桑子》里他形象地描绘：“香印成灰，独背寒屏理旧眉”，“玉娥重起添香印，回倚孤屏”；在《喜迁莺》中他低声吟唱：“宿莺啼，乡梦断，春树晓朦胧。残灯和烬闭朱栊，人语隔屏风”；在《三台令》里他含蓄地写道：“更深影入空床，不道帏屏夜长”。无不以屏风指涉着宫闱深处美人的私密空间。

编辑推荐

美术史家巫鸿全新力作

一场跟随穿衣镜的时空漫游

崭新视角串联奢侈品、绘画和影像

聚焦全球贸易流通中关于镜像的视觉想象与艺术创造

书摘插图

克莱门蒂娜夫人的女儿们

    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在1939年获得了一批不同寻常的捐赠，所收到的七百余幅照片均出自一位不见经传的19世纪女摄影师之手。这些照片因为从相册中揭下而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卷曲和破裂。但是它们的影像是如此生动含蓄，使得博物馆策展人欣然接受。捐献者是摄影师的孙女，她把传到她手里的这批照片献给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是因为她刚在那里看了一个使她非常感动的纪念摄影术发明一百周年的展览，她想这批照片也许会给研究摄影的早期历史增加一些材料。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这份资料躺在博物馆的库房里无人触动，直到维吉尼亚·多迪尔女士（Virginia Dodier）——当时还是伦敦考陶尔德艺术研究所（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的一个硕士生——从1984年开始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由此引出的回顾展和出版物，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女摄影家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以其作品的心理敏感打动无数观者的心弦。

    她于1822年出生在英国的格拉斯科城，闺名是克莱门蒂娜·埃尔芬斯通·佛莱明（Clementina Elphinstone Fleeming）（图3.6）。从军的父亲出身于苏格兰贵族世家，她和姐妹们在格拉斯科城郊的家庭庄园中长大，随着那个时代的风尚接受了艺术、音乐、语言、诗歌和家务的训练。去罗马的一次长途旅行给十九岁的克莱门蒂娜留下了终身印象，特别是意大利的风景和古典绘画，将会在她的摄影中不断发生回响。她二十三岁结婚，丈夫是一个可观家产的继承人。

    虽然公婆希望儿子找到更加门当户对的妻子，小两口的爱情终于克服了这种偏见，建立了一个迅速扩大的稳固家庭。婚后一年克莱门蒂娜生了个女儿——伊莎贝拉·格蕾丝（Isabella Grace），再下一年是跟随她名字的克莱门蒂娜，两年之后是佛洛伦斯·伊丽莎白（Florence Elizabeth）……到四十二岁前——即她因病去世的那年——她已经生了十个孩子，其中两个夭折。孩子成了她生活的中心，这个快速增大的家庭在伦敦住了十二年，然后于1856 年搬到了爱尔兰邓德拉姆（Dundrum）的庄园——她的丈夫在那一年继承了这个产业和哈瓦登子爵的名号，克莱门蒂娜于是也成了哈瓦登夫人。也就是从那时起她开始拍照。研究者猜测她对摄影的兴趣肯定在更早时候就已开始，甚至可能在伦敦得到过一些业余摄影师的指教，但只是在此时才有了足够的物力和人力——孩子们肯定需要人照顾——来发展这项爱好。

    这个时间点在摄影史上也颇有意义：经过初期的摸索之后，摄影术从1850年代开始进入较为成熟和标准化的阶段。特别是火棉胶摄影法（wet collodion method，也称湿版摄影法）的发明被认为是摄影术产生后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这种摄影法在涂有感光火棉胶的玻璃板上制作负片，然后在涂有蛋清感光材料的相纸上显影。它带来的一个进步是曝光时间的缩短——拍风景现在需要10秒至1分钟，拍人像缩短到2—20秒。另一个同等重要的进步是影像质量的提高和复制性的增强：玻璃底板上的画面更加清晰，层次更加丰富；使用蛋清相纸可以印出无限量的永久性照片。当哈瓦登夫人开始从事摄影，她使用的一直是这种摄影方法。

    除了技术上的进步，1850年代对于摄影风格的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正如多迪尔女士指出的，在此之前的实验性摄影家一般把摄影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技术看待，专注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但185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一代摄影师对这种纯科学态度不再满足，转而追求大众能够欣赏的画意趣味，包括田野风光和秀丽的海岸，以及静物摆设和人物肖像。哈瓦登夫人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更为偏重于视觉性和艺术性，火棉胶摄影法也给予她更大的自由，在技术容许的范围内尽量传达自然发生的随意状态。

    在她短短的艺术生涯里—她从开始拍照到去世不过七年——她的摄影在题材和风格上发生过一个重大变化，与从爱尔兰庄园搬回伦敦的时间（1859年）正相吻合。她在此之前拍摄的爱尔兰照片多取材于周围风景，以及室外阳光下的村民生活。但回到伦敦，住进南肯辛顿区（South Kensington）的一座新建洋房之后，她把镜头毅然地转向了内部空间（interior space）——不仅拍摄地点均在建筑内部，而且摄影的目的也从记录生活景象转为发掘人物内心的感情和思绪。她的拍摄对象都是女性，两个大女儿更是反复出现在镜头前面。这些年轻女子表情含蓄，略带忧郁，有时在沉默中读书和写信，有时凝望着窗外的虚空或镜中的自己。这些照片无疑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文学艺术对女性内心的强调，但其复杂而细腻的心理描绘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商业照片，使哈瓦登夫人成为当时艺术摄影的一个代表人物。

    移家伦敦后的第四年，她于1863年首次参加了伦敦摄影协会（Photographic Society of London）——后改名为皇家摄影协会（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的年展并获得“业余摄影师贡献”银奖（图3.7），也被该协会选为它的个女性成员。翌年她再次参加摄影协会年展并获得“构图”银奖。她于1865 年因病去世，时年四十二岁。

§

    从哈瓦登夫人伦敦时期的照片中，我们知道她在南肯辛顿的家里有不止一架落地穿衣镜。其中一架和她本人差不多高，弧形上缘宽1米以上。镜框朴素无华，只在两旁的立柱顶上饰有小型花蕾。

    在一张少见的自摄像中，哈瓦登夫人站在这架镜子旁边，依扶边框的姿态显示出她和这件物件的亲密（图3.8）。穿着白色长裙的她身朝大镜，但回过头注视着照片外的观者。这个“观者”实际上是她的立式相机，在大镜中映射出来。这幅意味深长的照片所表现的因此是三个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symbiotic relationship）：穿衣镜的用途本是化妆观容，但映出的却是摄影师的相机；相机的拍摄对象本是摄影师，但捕捉到的却是她与镜子的“双像”以及镜中的相机自身；摄影师希望在自摄像中包括相机因此使用了穿衣镜，但也由此透露出自己与镜子的亲密关系。

    同一架穿衣镜也被用来拍摄她的女儿伊莎贝拉和克莱门蒂娜。在伊莎贝拉的一幅肖像中（图3.9），她穿着一袭宽大长裙，其颜色、样式以至裙摆上的花边都和前幅照片中哈瓦登夫人的长裙一模一样，明显是相同的一件（见图3.8）——母女在照片中的“换装”透露出二人不同寻常的关系。和母亲一样，伊莎贝拉也站在穿衣镜前；但与母亲不同的是她背对着照相机和观者，我们看到的是她的背影和小溪般披下的卷发，被身后的落地窗凸现出来。同样有别于哈瓦登夫人自摄像，穿衣镜在这里所映射的不再是相机，而是伊莎贝拉的年轻脸庞：她稍稍侧着头，用左手撩起长发，似乎对镜中的自己静默地发问。

    正如上文提到的一些例子所显示的，在19世纪中期的欧洲，“穿衣镜前的女子”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摄影样式（见图3.3—3.5）。但哈瓦登夫人给予镜子更加深刻的功能——与其是纯粹显示发型、服饰和身体，此处的穿衣镜被用来揭示女性主体的内省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她的摄影与当时的一些著名文学和绘画作品见证了同一潮流，甚至有着极为具体的联系。例如当时旅居伦敦的美国画家詹姆斯·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年）于1865年创作的《白衣姑娘》，几乎是哈瓦登夫人镜像摄影的翻版（图3.10）。上章结束时提到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的作者英国作家卡罗尔，实际上是哈瓦登夫人摄影作品的一个爱好者，他收藏的照片就包括了上面分析的伊莎贝拉的肖像（见图3.9）。这张照片拍摄于1862—1863年，《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出版于1871年。在该书章中，爱丽丝对她的猫咪说：“现在，只要好好听着，别说那么多的话，我就告诉你，我所有关于镜子房间的想法。首先，你看这就是从镜子里能看到的房间——它跟咱们的屋子一模一样，只不过一切都翻了个个儿。当我爬上椅子就能看到镜子里的整个房间—除了壁炉后面的那一点儿地方。啊，我多么希望看到这一点儿地方……”（图3.11）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些话是从照片中伊莎贝拉的口中说出来的。

    如果说卡罗尔和惠斯勒可能从哈瓦登夫人的镜像作品中取得了灵感，那么哈瓦登夫人本人则可能受到同时或早一些英国文学的影响。文学史家希瑟·布润克—罗比（Heather Brink-Roby）曾撰文讨论穿衣镜在当时英国文学中的作用，所举的重要的一部作品是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年）的《名利场》（Vanity Fair）。在这部于1847年首版后造成轰动的小说中，萨克雷多次使用镜子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对此布润克—罗比总结道：“虽然我们常把镜子和现实主义摹写物质现实（即眼睛能够看到的世界）的意愿联系起来，以表现现实中的实在细节，但在萨克雷的笔下它们却被用来铭记意识层次的无形活动。”

    这个说法完全可以被用来解说哈瓦登夫人的镜像作品。在她的另一幅这类作品中，二女儿克莱门蒂娜取代了伊莎贝拉，站在同一场景中的同一架穿衣镜前（图3.12）。但她不在观看镜中的自己，而是把头侧倚在镜框的立柱上，出神的眼睛透露出飘浮的遐想。我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对于19世纪60年代的观者来说，她裸露的肩颈和镜旁挂着的外衣或披巾很可能会引起“少女怀春”的想象。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张照片印证了哈瓦登夫人经常使用的一个手法：她把观者的目光引向两个紧密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的主体，一是镜前的人物，一是她与镜像的并存。当专注于镜前人物时，我们欣赏她的秀丽面颊和充满活力的年轻身躯；而当注视的焦点包括了镜中映像的时候，我们更希望发现心理活动的痕迹—镜前女孩与镜中自己的沉默交流。

    这类镜像在哈瓦登夫人的作品中有很多变体，所反映的情绪和感觉也不断发生微妙的变化。有时相机向前推进，只露出上半身的人物和镜像被置于更直接的对峙之中（图3.13）；有时镜像出现为黝黑的剪影，突出了镜前女子高光之下的肩头（图3.14）。但除了这些穿衣镜肖像之外，“镜像”的概念对于哈瓦登夫人来说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当它们从图像的内容转化为图像的结构。如图3.15所示，照片中的两个年轻女性——伊莎贝拉和克莱门蒂娜——近距离地相互凝视，环绕在彼此腰部和肩上的手臂把她们拉得不能再近。这里没有镜子，但是图像的自身结构使人物变成彼此的镜像。图3.16是哈瓦登夫人辞世那年拍摄的作品，其中的两人仍是伊莎贝拉和克莱门蒂娜——她们已经成长为年轻妇人。伊莎贝拉穿着时尚长裙，背向观者因而把头上的饰物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克莱门蒂娜则是一身黑色骑装，眼光向上凝视着姐姐的面庞。“镜像”的概念在这里变得更为复杂：立在二人之间的玻璃门仿佛是一面透明的镜子，提供了两个形象中途相遇的平面。

媒体评论

◆ 专业评论

他的著作打破了按照材质分类，按照西方概念讲述中国故事的传统，从基本结构上改变了西方中国美术史传统写作的范式，正在构成一种具有历史关怀的、生动新鲜的叙事。不仅如此，以他为代表的这一代学者甚至在对世界范围内整个美术史学科的走向产生重要的作用。

——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巫鸿教授有关中国美术的相关研究，跨越上古与中古时期的墓葬美术、宗教美术与传世书画艺术，兼及史前时代的玉器文化与当代实验艺术，其开拓领域之广、研究力度之深，可谓前所未见。他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了当代人类学的思维与视角，创造性地将绘画、雕塑、器物与建筑有机整合为一体，从而发展出一套适用于美术史学科的、能够打通微观研究和宏观叙事的“中层研究”方法论体系，使图像、器物与建筑空间的研究能够与人和时代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相联通。

——李清泉（广州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所教授、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

巫鸿并未把艺术品作为多样而变化中的世界观的图解。相反，艺术品在他手里成为了历史中的演员和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历史的标志物。

——伊万兰•卜阿（Yve-Alain Bois，哈佛大学美术史与建筑史系前系主任，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巫鸿希望的，是通过分析美术材料本身找到一条可以跟随的线路，寻找视觉材料内在的演变路径。换句话说，也就是把美术演变的轨迹从这些概念中剥离出来，在美术中说明一个精神性的“中国”。

——胡一峰（《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

——朱志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巫鸿先生在解读中国画史名迹时不仅注意重新审视传统的读画方式和内容实质，还充分注意到绘画媒介形式的物质性特征，将绘画置于一种由创作者、观赏者共同参与动态过程，从而丰富和提升了鉴赏这幅名画的内涵和意义。

——赫俊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 媒体评论

巫鸿认为作为处理历史材料的研究者，终能够改变西方中心格局、建立全球性美术史的途径并不是以抽象思维的方式推演出一套理论话语，而是通过对于历史的具体的作品，通过考古材料，通过历史上的书写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提炼出多元性的美术史的概念和叙事方式。

——雅昌艺术网

巫鸿是一个有着特定的视角和兴趣，并将这种视角和兴趣沿用到极为多元的研究对象之中的学者。

——《燃点》

在如今更趋多样化的美国学界，芝加哥大学的巫鸿教授可谓是活跃的一个中国艺术学者。他的研究领域跨越了古代与现当代的壁垒，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贯穿始终并互为借鉴。

——《艺术新闻（中文版）》

前言

解 题 一个虚构的微电影脚本

记者（跑，喘气）    对不起，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作者（转身，停下）    好吧，可是我只有几分钟……

记者（翻开笔记本）    谢谢，不会长。听说您又要出一本书，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下吗？

作者（用手摸下巴）    一句话？

记者（拿出自动笔）    是啊。您不是只有几分钟吗？

作者（犹豫）    那就两句吧——一句说给学术圈里的人，一句给圈外的……

记者（微笑）    行吧。每种读者得到的还是一句。

作者（搓手）    给学术圈的就是这本书的主标题——“物”是物件，“画”是绘画，“影”是摄影；这本书想找个角度把这三者串起来，放在全球语境里看它们的关系。

记者（记录）    放在全球语境里……好。那么给大众读者的呢？

作者（把手插进裤兜）    就是讲个有意思的故事，主角是穿衣镜。

记者（从笔记本上抬起头来）    为什么是穿衣镜呢？是个寓言吗？

作者（面呈严肃）    不是，是本学术书，美术史书，也关系到文化史。这是本比较轻松的书，希望大家都能读。主角是穿衣镜，是因为这个东西把物件、绘画和摄影都串起来了，而且是在全球环境里串起来了。它带着我们去到不同地方，遇到各式各样的帝王、艺术家、作家、民众……

记者（快速记笔记）    这是个中国故事还是外国故事？

作者（把手从裤兜里拿出来）    都是，因为是关于全球的。可是故事的主要部分还是在中国——毕竟中国美术史是我的本行……

记者（翻过笔记本的一页）    那么这个故事是关于古代还是关于现代的呢？穿衣镜古代也有吧？

作者（看手表）    古代也有，但是很少。这故事主要是关于近代和现代的，因为只有到了近现代才有大玻璃镜，穿衣镜才成为全球共享的一种东西，也才把奢侈品、绘画、影像串在全球流通里。实际上这个故事就是讲这些流通是怎么发生的。好了，必须走了。

记者（飞速地记）    这些流通是怎么发生的……好，谢谢了。

作者（转身离开）    不谢。

书籍介绍

◆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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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家巫鸿全新力作

一场跟随穿衣镜的时空漫游

崭新视角串联奢侈品、绘画和影像

聚焦全球贸易流通中关于镜像的视觉想象与艺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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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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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凡尔赛到紫禁城，穿衣镜是否为东西方联合创造的结果？

从怡红院到养心殿，镜屏如何引发中国人关于真与 幻的文学和艺术想象？

从欧洲到全球，穿衣镜摄影模式怎样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

从程式到主体，摄影师和艺术家如何以镜子表现个人身份和主观意识？

有座架、可移动的落地玻璃镜被发明，并通过跨国贸易在世界上流通，物品、绘画和摄影由此在全球历史进程里串联起来。帝王、艺术家、作家和民众在与镜像相关的视觉联想和艺术创造中，构建出繁复无尽的时空幻象，既参与着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又总是映射着超乎现实生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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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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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巫鸿的研究里，穿衣镜这一不为传统艺术史关注的器具获得了新的生命，它的“物”与“像”串联起世界贸易、新的再现媒介和现代人多元化的自我表达方式，同时也对艺术史的叙事本身提出新的要求。

——吴雪杉（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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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著作打破了按照材质分类，按照西方概念讲述中国故事的传统，从基本结构上改变了西方中国美术史传统写作的范式，正在构成一种具有历史关怀的、生动新鲜的叙事。不仅如此，以他为代表的这一代学者甚至在对世界范围内整个美术史学科的走向产生重要的作用。

——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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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鸿教授有关中国美术的相关研究，跨越上古与中古时期的墓葬美术、宗教美术与传世书画艺术，兼及史前时代的玉器文化与当代实验艺术，其开拓领域之广、研究力度之深，可谓前所未见。他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了当代人类学的思维与视角，创造性地将绘画、雕塑、器物与建筑有机整合为一体，从而发展出一套适用于美术史学科的、能够打通微观研究和宏观叙事的“中层研究”方法论体系，使图像、器物与建筑空间的研究能够与人和时代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相联通。

——李清泉（广州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所教授、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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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鸿并未把艺术品作为多样而变化中的世界观的图解。相反，艺术品在他手里成为了历史中的演员和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历史的标志物。

——伊万兰•卜阿（Yve-Alain Bois，哈佛大学美术史与建筑史系前系主任，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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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鸿希望的，是通过分析美术材料本身找到一条可以跟随的线路，寻找视觉材料内在的演变路径。换句话说，也就是把美术演变的轨迹从这些概念中剥离出来，在美术中说明一个精神性的“中国”。

——胡一峰（《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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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方法论上兼具中国传统美术史和美国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的优点，重视人类学和美术学的跨学科融通，并且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方法论。

——朱志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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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鸿先生在解读中国画史名迹时不仅注意重新审视传统的读画方式和内容实质，还充分注意到绘画媒介形式的物质性特征，将绘画置于一种由创作者、观赏者共同参与动态过程，从而丰富和提升了鉴赏这幅名画的内涵和意义。

——赫俊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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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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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鸿认为作为处理历史材料的研究者，终能够改变西方中心格局、建立全球性美术史的途径并不是以抽象思维的方式推演出一套理论话语，而是通过对于历史的具体的作品，通过考古材料，通过历史上的书写进行具体分析，从中提炼出多元性的美术史的概念和叙事方式。

——雅昌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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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鸿是一个有着特定的视角和兴趣，并将这种视角和兴趣沿用到极为多元的研究对象之中的学者。

——《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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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更趋多样化的美国学界，芝加哥大学的巫鸿教授可谓是活跃的一个中国艺术学者。他的研究领域跨越了古代与现当代的壁垒，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贯穿始终并互为借鉴。

——《艺术新闻（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