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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潮》的故事立足于从韩战爆发到中美重新恢复对话那个狂潮迭起、潜流涌动的年代，而作者仍将华人命运延伸进历史的深处。这不仅是对叙事空间的拓展，也是对已叙历史的逾越和挑战。小说第三章在回叙余锦堂先父余宗锐与忠义堂堂主陈洪光的先父陈裕明的生死之交时，就展开了那遥远的年代万余名华工在铺设横贯美国东西两岸的中央太平洋铁路时白骨累累于崇山险岭间的描写，在这种悲凉的气氛中，小说轻轻地插入一笔，那就是１９６９年在铁路完工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美国交通部长的讲话：“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温人类伟大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一百年前在这里完成的艰巨工程，是美国*良传统的表现，除了美国人之外，谁能在三十英尺雪覆盖之下钻通十一条总长二十英里的隧道呢？谁能在十二小时之内铺上十英里长的轨道，而在六年之内总共铺了二千英里长的铁路呢？”惊天动地的历史业绩的重提中，万余华工的血泪生命消失得无声无息，官方的“修史”，甚至使那万余华工早应安息的灵魂无栖息之地。也许正是这种历史意识使《狂潮》一直逼视着在美华人的种种命运，不愿让华人的命运在自己的叙事中消失。华人在二次大战中视美国为自己祖国的无畏牺牲赢得了整个美国的敬佩，他们也开始得到美国社会的接纳。然而，二次大战中复杂纠结的各种力量（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等）在战后重新组合，并被置于东西方冷战格局中。韩战的爆发，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设计、实施的冷战“霸权”战略的重要一环，这一战略力图以日本为亚洲经济工业化核心，以韩国为后方，并逐步将后方推进到东南亚地区，以这种“地域统合”构想来完成对东亚的控制。而当时在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上，新中国由于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影响，自然被西方战略视为对手。韩战爆发，中美更成了直接交战国，在美华人又一下子被推到了“敌国侨民”的边缘。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侨民被视为敌国侨民而遭集中营拘禁的悲剧完全可能重演。《狂潮》的狂潮皆由此而生，《金门侨报》、《新苗》的停刊，周国良、黄郁祺的“失踪”都是“寒流”袭来的征兆。而小说重笔浓墨展开的余锦棠触犯《与敌通商法》而被判刑的事件则使得整个旧金山陷入了阴冷。小说有个情节是意味深长的，那就是余锦棠的案件是由１２人的陪审团来审判，就连威廉斯律师都认为，“由陪审团审判这件案子应该比法官审判会好些”，因为“虽然麦卡锡主义的幽灵在肆虐，美国人民还是重视人道人权亲情的”，而余锦棠的“罪名”恰恰是因为在《金门侨报》上刊登香港中资银行广告，办理旅美华人汇款回中国内地的业务这样一种亲情行为。然而，余锦棠对此却置身茫然中，他的茫然来自他对种族歧视的亲身体验。果然，尽管威廉斯律师在法庭上动情地再三强调“美国的立国精神是博爱、平等、和平，尊重人权”，余锦棠所做的“没有损害美国的任何利益，却惠及所有华人及他们在家乡的亲人”，但陪审团仍判余锦棠有罪，他的牢狱生涯几乎成为一种象征，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是２０世纪人类的大悲哀。

《狂潮》在异乡曲部《奔流》叙事的基础上，继续展开了华人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安心托身”的历史。笔墨简洁地展开唐人街忠义堂和兄弟会间的纠葛、冲突，在“原级性”生存的层面上呈现出华人社会内部聚拢民心、生根他乡的历程。忠义堂和兄弟会，一正一邪，反映出传统文化在异域他国的裂变，然而他们间的对峙，却产生于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华人的分而治之中。所以，当忠义堂不仅信奉传统的诚信忠义，而且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时，他们在华人社会聚合生根中所起作用，实际上也是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有力挫败。

小说主人公余念祖和黑人青年占美的情谊是小说中写得*气磅礴的。念祖和占美在同一军营受训，假期结伴而行，在施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南方小岩城，以身试“法”，无畏迎战，那场打破种族隔离的小岩城风波后来甚至摇撼了美国历史。而在那场万余黑人“争取民主选举权”的游行中，念祖始终跟占美、夏莲等黑人青年站在一起，和平而强韧的黑人斗争改写了美国历史。余念祖同情、支持黑人，并不只是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受，诚信忠心、急功好义、扶弱除强这些传统都熏陶着余念祖，而余念祖也从黑人那里领悟到新的力量，他在马伦的追悼会上，就“对黑人这种团结精神感触尤其深刻，一想到华人社区左右区分，兄弟阋墙，老死不相往来，长期窝里斗个你死我活，不禁唏嘘不已”。余念祖和白人女孩茱莉的恋情，则是小说写得淋漓尽致的。从一起度过在美国的个除夕夜，到十多年后“夏之夜”“要做爱！不要战争”浪潮中情意重萌，这两个不同肤色的年轻人时而天各一方，息息相通，时而亲密纠结，咫尺天涯，都带出了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初恋中，余念祖在做爱的极度快感中果断地带茱莉离开房间，使做爱始终未突破婚前的传统底线；１８年后，他们重圆旧梦，再度良宵，但余念祖还是按传统方式果断地了结了这一切一种在特殊政治岁月的恋情，终仍“消解”于东西方民族文化的沟通中，这使得这对不同肤色的男女间的恋情，带有了一种更久远的历史感。

在全书那种狂潮迭起的情感波澜中，茱莉写给念祖的１３封未寄出的信和念祖深陷囹圄写给素云的１５封信，被置于小说的*处，它们分别展示了东西方爱的情感是怎样丰富广阔。茱莉的信中，不仅有激情的狂涛，也有平和如静水的宽容；不仅充溢自我的柔性也有理解他人的灵性。而在余念祖的信中，东方传统的天伦爱意也在自由无羁的表达中变得开阔深远。

上述内容呈现出了《狂潮》构思的独特，那就是它不再环环紧扣地去叙述１９５０年代后华人在美国落地生根的历史，而是以主人公的情感生活为轴心，衍生、拓展开一个广阔的叙事空间，既接纳进从韩战到中美恢复对话的历史风云，又容融进华人、黑人、白人间的心理交流、感情纠结，以此托载起华人在战后美国的生存历史。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背景下，凸现华人“文化落地生根”的历史，从而也呈现了海外华人历史的本质，因为，文化是所有人的文化；他乡，是所有人的他乡，将他族文化也融入自身。这正是黄运基审视海外华人历史的眼光、视野。所以，尽管《狂潮》的年代是政治意识形态严重对峙的岁月，主人公余念祖坎坷命运（从“不荣誉退伍”而被剥夺一切福利到再次以“冒籍入境”的旧事入狱判刑）的直接动因也都来自麦卡锡主义横行这样一种政治阴云，但小说集中笔墨描写的始终是余念祖为代表的华人对待美利坚这片土地的心态，当余念祖两次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时，他不是在为自己辩护，而是在揭示一种历史真相；脚下这块土地的进步，也浸透了华人的血汗；华人安居于这块土地，绝非其它任何民族的恩赐。

《狂潮》从各个方向聚拢来美国华人的丰富历史，读完《狂潮》，那怕是“花园角”一个普通场景的描写，或是余锦棠“中西合璧”家庭日常生活的呈现，都会使人感到历史意味难以穷尽。历史是人类本体存在的时空合一体，当《狂潮》那样的小说出自于旅美作家之手而又表现出丰富的历史意识时，海外华人也就开始寻找到了异域他乡安放民族心灵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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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运基，广东斗门人，1932年出生，1948年赴美。20世纪50年代纽约《美洲华侨日报》撰稿人，1967年任《东西报》总编辑；1968年任《世界日报》编辑；1969年担任旧金山《华声报》总编辑兼总经理；1972年创办《时代报》，1975年至2002年为旧金山市政府官方翻译；现为美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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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潮》的故事立足于从韩战爆发到中美重新恢复对话那个狂潮迭起、潜流涌动的年代，而作者仍将华人命运延伸进历史的深处。这不仅是对叙事空间的拓展，也是对已叙历史的逾越和挑战。小说第三章在回叙余锦堂先父余宗锐与忠义堂堂主陈洪光的先父陈裕明的生死之交时，就展开了那遥远的年代万余名华工在铺设横贯美国东西两岸的中央太平洋铁路时白骨累累于崇山险岭间的描写，在这种悲凉的气氛中，小说轻轻地插入一笔，那就是1969年在铁路完工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美国交通部长的讲话：“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温人类伟大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一百年前在这里完成的艰巨工程，是美国最优良传统的表现，除了美国人之外，谁能在三十英尺雪覆盖之下钻通十一条总长二十英里的隧道呢？谁能在十二小时之内铺上十英里长的轨道，而在六年之内总共铺了二千英里长的铁路呢？”惊天动地的历史业绩的重提中，万余华工的血泪生命消失得无声无息，官方的“修史”，甚至使那万余华工早应安息的灵魂无栖息之地。也许正是这种历史意识使《狂潮》一直逼视着在美华人的种种命运，不愿让华人的命运在自己的叙事中消失。华人在二次大战中视美国为自己祖国的无畏牺牲赢得了整个美国的敬佩，他们也开始得到美国社会的接纳。然而，二次大战中复杂纠结的各种力量（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等）在战后重新组合，并被置于东西方冷战格局中。韩战的爆发，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设计、实施的冷战“霸权”战略的重要一环，这一战略力图以日本为亚洲经济工业化核心，以韩国为后方，并逐步将后方推进到东南亚地区，以这种“地域统合”构想来完成对东亚的控制。而当时在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上，新中国由于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影响，自然被西方战略视为对手。韩战爆发，中美更成了直接交战国，在美华人又一下子被推到了“敌国侨民”的边缘。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侨民被视为敌国侨民而遭集中营拘禁的悲剧完全可能重演。《狂潮》的狂潮皆由此而生，《金门侨报》、《新苗》的停刊，周国良、黄郁祺的“失踪”都是“寒流”袭来的征兆。而小说重笔浓墨展开的余锦棠触犯《与敌通商法》而被判刑的事件则使得整个旧金山陷入了阴冷。小说有个情节是意味深长的，那就是余锦棠的案件是由12人的陪审团来审判，就连威廉斯律师都认为，“由陪审团审判这件案子应该比法官审判会好些”，因为“虽然麦卡锡主义的幽灵在肆虐，美国人民还是重视人道人权亲情的”，而余锦棠的“罪名”恰恰是因为在《金门侨报》上刊登香港中资银行广告，办理旅美华人汇款回中国内地的业务这样一种亲情行为。然而，余锦棠对此却置身茫然中，他的茫然来自他对种族歧视的亲身体验。果然，尽管威廉斯律师在法庭上动情地再三强调“美国的立国精神是博爱、平等、和平，尊重人权”，余锦棠所做的“没有损害美国的任何利益，却惠及所有华人及他们在家乡的亲人”，但陪审团仍判余锦棠有罪，他的牢狱生涯几乎成为一种象征，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是20世纪人类的大悲哀。

《狂潮》在异乡曲第一部《奔流》叙事的基础上，继续展开了华人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安心托身”的历史。笔墨简洁地展开唐人街忠义堂和兄弟会间的纠葛、冲突，在“原级性”生存的层面上呈现出华人社会内部聚拢民心、生根他乡的历程。忠义堂和兄弟会，一正一邪，反映出传统文化在异域他国的裂变，然而他们间的对峙，却产生于白人种族主义者对华人的分而治之中。所以，当忠义堂不仅信奉传统的诚信忠义，而且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时，他们在华人社会聚合生根中所起作用，实际上也是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有力挫败。

小说主人公余念祖和黑人青年占美的情谊是小说中写得最大气磅礴的。念祖和占美在同一军营受训，假期结伴而行，在施行种族歧视政策的南方小岩城，以身试“法”，无畏迎战，那场打破种族隔离的小岩城风波后来甚至摇撼了美国历史。而在那场万余黑人“争取民主选举权”的游行中，念祖始终跟占美、夏莲等黑人青年站在一起，和平而强韧的黑人斗争改写了美国历史。余念祖同情、支持黑人，并不只是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受，诚信忠心、急功好义、扶弱除强这些传统都熏陶着余念祖，而余念祖也从黑人那里领悟到新的力量，他在马伦的追悼会上，就“对黑人这种团结精神感触尤其深刻，一想到华人社区左右区分，兄弟阋墙，老死不相往来，长期窝里斗个你死我活，不禁唏嘘不已”。余念祖和白人女孩茱莉的恋情，则是小说写得最淋漓尽致的。从一起度过在美国的第一个除夕夜，到十多年后“夏之夜”“要做爱！不要战争”浪潮中情意重萌，这两个不同肤色的年轻人时而天各一方，息息相通，时而亲密纠结，咫尺天涯，都带出了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初恋中，余念祖在做爱的极度快感中果断地带茱莉离开房间，使做爱始终未突破婚前的传统底线；18年后，他们重圆旧梦，再度良宵，但余念祖还是按传统方式果断地了结了这一切一种在特殊政治岁月的恋情，最终仍“消解”于东西方民族文化的沟通中，这使得这对不同肤色的男女间的恋情，带有了一种更久远的历史感。

在全书那种狂潮迭起的情感波澜中，茱莉写给念祖的13封未寄出的信和念祖深陷囹圄写给素云的15封信，被置于小说的巅峰处，它们分别展示了东西方爱的情感是怎样丰富广阔。茱莉的信中，不仅有激情的狂涛，也有平和如静水的宽容；不仅充溢自我的柔性也有理解他人的灵性。而在余念祖的信中，东方传统的天伦爱意也在自由无羁的表达中变得开阔深远。

上述内容呈现出了《狂潮》构思的独特，那就是它不再环环紧扣地去叙述1950年代后华人在美国落地生根的历史，而是以主人公的情感生活为轴心，衍生、拓展开一个广阔的叙事空间，既接纳进从韩战到中美恢复对话的历史风云，又容融进华人、黑人、白人间的心理交流、感情纠结，以此托载起华人在战后美国的生存历史。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背景下，凸现华人“文化落地生根”的历史，从而也呈现了海外华人历史的本质，因为，文化是所有人的文化；他乡，是所有人的他乡，将他族文化也融入自身。这正是黄运基审视海外华人历史的眼光、视野。所以，尽管《狂潮》的年代是政治意识形态严重对峙的岁月，主人公余念祖坎坷命运（从“不荣誉退伍”而被剥夺一切福利到再次以“冒籍入境”的旧事入狱判刑）的直接动因也都来自麦卡锡主义横行这样一种政治阴云，但小说集中笔墨描写的始终是余念祖为代表的华人对待美利坚这片土地的心态，当余念祖两次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时，他不是在为自己辩护，而是在揭示一种历史真相；脚下这块土地的进步，也浸透了华人的血汗；华人安居于这块土地，绝非其它任何民族的恩赐。

《狂潮》从各个方向聚拢来美国华人的丰富历史，读完《狂潮》，那怕是“花园角”一个普通场景的描写，或是余锦棠“中西合璧”家庭日常生活的呈现，都会使人感到历史意味难以穷尽。历史是人类本体存在的时空合一体，当《狂潮》那样的小说出自于旅美作家之手而又表现出丰富的历史意识时，海外华人也就开始寻找到了异域他乡安放民族心灵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