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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是陈平原“学术史研究三部曲”之一。晚清以降，著作体例与述学文体的巨大变更，使得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步履艰难。从当初的“拿来主义”，到今日的“与世界接轨”，在20世纪中国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是以“科学”取代“夸饰”。著述的不严谨乃至抄袭成风，确实是中国学界的痼疾，可这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另一面，即人文学本身带有很强的修辞意味。谈论人文学的修辞学，不妨先从述学文体说起，因这既牵涉到学术训练、表达能力，更根源于文化心态。不管是赓续传统，还是译述西学，如何弥合自身文体与论述对象之间的缝隙，都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难题。本书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主要是谈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

    前　言················································································1

    章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以“引经据典”为中心 ·····································13

    一　作为述学文体表征的“引语” ···································13

    二　明引与暗引 ···························································17

    三　正引与反引 ···························································24

    四　全引与略引 ···························································29

    第二章　有声的中国

    ——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 ·······························35

    一　演说之于“开启民智” ············································38

    二　演说的诸面相 ························································49

    三　演说与学堂之关系 ··················································57

    四 “学艺”还是“事业” ·············································65

    五　文章体式的革新 ·····················································76

    六　以“演说”为“著述” ············································85

    第三章　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

    ——1922年的“风景” ··········································95

    一　四座城市与四位学者（上） ······································98

    二　四座城市与四位学者（下） ····································· 105 

    三　讲演者的风采 ······················································· 111 

    四 “白话”如何“文学” ············································ 122 

    五　以“讲演”为“文章” ··········································· 136 

    第四章　何为“大学”以及如何“大学” 

    ——蔡元培的学术立场及文体意识 ··························· 144 

    一　大学史及“蔡元培神话” ········································ 145 

    二 “博大”而非“精深”的教育家 ································ 151 

    三 “大学”面面观 ····················································· 160 

    四　作为演说家的蔡元培 ·············································· 173 

    五 “演说”是如何成为“文章”的 ································ 178 

    六　大学是做出来的，也是讲出来的 ······························· 185 

    第五章　兼及“著作”与“文章” 

    ——关于章太炎的《国故论衡》 ······························ 189 

    一　学术史家的自我定位 ·············································· 190 

    二 “精心结构”的“著作” ········································· 194 

    三　在“管籥”与“堂奥”之间 ····································· 199 

    四 “文实闳雅”的著述 ··············································· 203 

    第六章　“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 

    ——梁启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 ························ 209 

    一 “史界革命”与“文界革命” ··································· 210 

    二　政论文章与历史著述 ·············································· 216 

    三 “极宜着意修饰”的“论学文字” ····························· 226 

    四　史家的“文人习气” ·············································· 232

    第七章　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 

    ——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 ·································242

    一　文体家的别择 ·······················································242

    二　论著、杂文与演讲 ·················································250

    三　古书与口语的纠葛 ·················································258

    四　直译的主张与以文言述学 ········································263

    五　文体的“抵抗” ····················································274

    第八章　“精心结构”与“明白清楚”

    ——胡适述学文体研究 ··········································282

    一 “论学”与“述学” ···············································284

    二　述学文体之选择 ····················································293

    三　文章结构与名学根基 ··············································304

    四　演讲兴趣与文章功底 ··············································313

    附录一　关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322

    附录二　如何“述学”，什么“文体” ····································334

    引用及参考书目 ·································································346

    人名索引 ··········································································358

    书名、篇名索引 ·································································369

    后　记 ·············································································394

    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长江学者，著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千古文人侠客梦》《读书的风景》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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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894-1921）所标榜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在

当为1854

①参见《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26-1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②《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一一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253-254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

31

编辑推荐

    1.作者知名，作者陈平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

    2.有话题，陈平原学术史研究三部曲之一，十八年始成书，开创性地研究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大变革时代，学者到底该如何思考、表述与立说。

前言

    前　言

    一

    与唐宋诗文或上古史研究不同，“现代中国研究”往往与当下的思想文化潮流乃至政治局势相互激荡，好处是问题意识突出，缺陷则是容易陷入古今循环论证。当初选择这个题目，确实别有幽怀，日后在推进过程中，腾挪趋避，更是得失寸心知。如今到了收官阶段，正准备撰写序言，收拾无比杂乱的书房时，竟然发现好几篇早年文章手稿，其中有两则让我感慨万端。

    初刊《东方》创刊号（1993年10月）、后收入《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其中这段话，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了，至今重读，仍让我热血沸腾：

    我曾经试图用简洁的语言描述这一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话中，隐含着一代读书人艰辛的选择。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但并非逻辑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 一种无可奈何但仍不乏进取之心的“回应”。

    只有明白上世纪90 年代初中国社会及学界的状态，才能体会其中的憋屈与悲壮。不知道为何这份手稿居然能存留下来，当初文章完稿后，一般都是直接送编辑部或印刷厂，极少有重抄或复印留底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此文初刊《学人》第二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年7 月），后收入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年）等，是我比较得意的长文之一。文章写在广播电视出版社每页500 格的大稿纸上，总共59 页，书写潇洒，偶有涂抹，几乎可做纪念品收藏。更重要的是，此文后两段，既是史学论断，也隐含着我当年的心境： 

    章太炎对中国私学传统的推崇，在学术精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互标新义”，反对朝廷的定于一尊与学子的曲学干禄；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则是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机制，来传国故继绝学，进而弘扬中国文化。 

      民间讲学涉及经济、政治等一系列问题，并非一句“学术自由”就能解决。章太炎一生坚持私人讲学，多次拒绝进入大学当教授，有其明确的学术追求。至于章氏私人讲学所面临的困境、所取得的实绩，以及借此建立学派设想之实现等相关问题，只能留待专文论述；这里只是突出章太炎对中国私学传统的体认与继承。

手稿及刊本所署写作时间，都是1991年1月15日；可我清楚记得，此文应写在《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撰于1991年6月19日，刊《学人》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11月）之后。翻查日记，终于发现“立字为据”也不一定可靠——此文1991年11月开笔，完稿于1992年1月15日。当初大概是忙晕了，题写时间时，忘记已经“天增岁月人增寿”。

    1991年对我来说是个十分关键的年份。元旦那天，写下《〈千古文人侠客梦〉后记》，为完成一部突发奇想的小书而得意扬扬；半年后撰写“校毕补记”，则感叹喜爱剑侠的父亲去世，“再度灯下涂鸦，不禁悲从中来”。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急忙赶回潮州。病床前，母亲称已无力回天，父亲弥留之际，多说好听的，让他宽心上路。日后多次回想当时的情景，埋怨自己不该絮絮叨叨，但又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父亲的英年早逝，对我是个巨大打击，但也促使我迅速成熟。这个世界上，关心、也牵挂我的人走了，以后一切都只能自己做主。因机缘凑合，在日本“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及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与王守常、汪晖合作主编的《学人》在这一年11 月问世。事后想来，以当时的舆论环境，《学人》能够破土而出，实在是个奇迹。起码开创了民间办刊的新路径， 也算是实践了章太炎的私学理念——起码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我在《学人》辑上，除了《学术史研究随想》，还有一篇专业论文《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单看题目，不难明白当初我的困惑与抉择。可我更怀念的是同年4 月撰写，因各种缘故压了两年才刊出的《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 年5 期），此文当初引起不小的争议，日后收入《另一种散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第五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北大百年散文精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中国当代作家面面 观》（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白话的中国》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等。这回翻箱倒柜，特别希望能找到此文稿，可惜没能如愿。

    对于我来说，1991 年是重要的转捩点，如此巨变，既是人生体验，也是学问境界。当年发表大小十二文，谈武侠的属于前一年的积累，说学术史的，方才是刚刚开启的新天地，而《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在专家与通人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三文，日后收入《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因这三篇论文（加上那则《学者的人间情怀》） 与我日后的人生选择及学术道路密切相关，我对自家的学术史“三部曲”十分在意。

    二

    在撰于1991年6月的《学术史研究随想》（《学人》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年 11 月）中，我曾这么谈论学术史研究：

    在我看来，这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能不能写出像样的学术史著作，这无关紧要，关键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亲手“触摸”到那个被称为“学术传统”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学术流派的形成、概念术语的衍变、学科的崛起、方法的更新以及名著的产生等之外，还必须考察作为治学主体的学者之人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固然值得大力褒扬，可由于特殊思想背景造成的学者落寞的神色、徘徊的身影以及一代学术的困惑与失落，同样也很值得研究。这种研究，不乏思想史意义。

    话虽这么说，作为职业读书人，自我训练之外，还是希望能写出稍微像样点的学术史著作。二十多年来，从开始的“学人精神”（《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5年；2010年），到“学科体制”（《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增订版，2016年），再到眼下的“述学文体”（《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终于完成自成一格的现代中国学术史“三部曲”。只是如此环环相扣，并非一开始就成竹在胸，而是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逐渐调整而成的。

    在上世纪90 年代初讨论晚清及五四两代读书人如何在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的夹缝中挣扎与前行，当然是有感而发。不过，《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更有价值的是以章、胡为中心说开去，讨论经学子学方法之争、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以及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等。而其中谈论胡适的文学史研究，促使我从个人著述转向学科体制，于是有了《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2016 年增订版《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加了个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主旨更为显豁。全书共十二章，大致分为三块，分别讨论学科建立与学术思潮、学人及其著述、若干专业领域的成绩与拓展的可能性。章至第四章从课程、教师、教材、课堂入手，讨论百年来中国大学里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的文学教育，分析其利弊得失。第五章至第八章谈论具体的文学史家。第九章至第十二章牵涉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四个专业领域，属于典型的学术史思考。其中《“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一章，自认为颇多新意：从“声音”角度探索文学教育的方法与途径，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中关于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的思考思路相通。

    十几年前，我曾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现代中国学术” 专题课，开场白整理成《“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初刊《云梦学刊》2007年第1期，后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当代中国人文观察》。那门课共挑了十五个研究对象，每人选三文，既是历史文献，也是学术文章，要求学生阅读时兼及“学问”和“文章”两个不同的维度，且特别提醒：

    学问千差万别，文章更无一定之规。“学术文”的标准，到底该如何确立？唐人刘知几讲，治史学的，应具备三本领：才、学、识。清人章学诚又添加了一项“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该如何搭配，历来各家说法不一。我想补充两点：，选题及研究中“压在纸背的心情”；第二，写作时贯穿全篇的文气。

    此处提及的“学术文”，用的是老北大的课程名称，转化成我的研究课题，便是“述学文体”。

    三

    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与传统中国的文体学、目录学以及西方的修辞学等有关系，但又不全然相同。我关心的，其实是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共八章，个案部分，除了已完成的五章，原本还选了陈垣、陈寅恪、冯友兰、钱穆、朱自清、顾颉刚、俞平伯、郑振铎、李泽厚、余英时等十位，都是述学方面的高手，值得再三推敲；可说着说着，越来越往修辞学方向走，这可不是我的愿望。于是当机立断，就此打住，因为，单就“述学文体”这个话题而言，前五个案例已经足够精彩，再多说就是具体的技术分析了。五个案例中，谈论章太炎那一章薄弱，因初是为整理本《国故论衡》做导读，笔墨不免拘谨。好在关于章太炎的思想、学问及文章，此前我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多有涉及，读者也可参考《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2010 年；2018 年）的第四章《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

     借如何“引经据典”来讨论晚清以降述学文体的变革，是个有趣的入口。原本设想的章节还有《教科书、专著与札记——著作成何体统》《杂志、学报与副刊——学问怎样发表》《标点、段落与文气——文章如何呈现》，为此我还做了许多理论及资料准备，终没能完成，固然很可惜，但以目前中国学界的状态，能将此类题目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大有人在。

    相对来说，我更看好从演说角度切入，讨论近现代中国文章的变革。此举可以上挂下联，纵横驰骋，自认为颇具创见。这里牵涉声音与文字、文言与白话、大学与社会、论著与杂文等，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实际上，本书好多个案都涉及此话题，只是立场及趣味不同而已。

    需要多说几句的，是关于著作的想象。清儒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今人余嘉锡《古书通例》都曾讲到著述体例，但不及以下三位痛切精辟。王国维刊于1914年的《二牖轩随录》中有一则“古今著述”：

    余尝数古今著述，不过五六种。汉则司马迁之《史记》，许慎之《说文解字》，六朝则郦道元之《水经注》，唐则杜佑之《通典》，宋则沈括之《梦溪笔谈》，皆一空倚傍，自创新体。后人著书，不过赓续之，摹拟之，注释之，改正之而已。

    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提到，古今之文大体可以分为“集录之书”和“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代多自著之书，唐宋以后则多集录之文，“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这点很令人羡慕。胡适也曾列举自古以来若干“成体系”的著作，如《文心雕龙》《史通》《通典》《文史通义》《国故论衡》等，给予特殊表彰，称之为学术著述的极则。这里的“著述”“自著之言”以及“成体系”，与传统中国的四部分类没关系，乃中国学者面对西潮冲击的自我反省与价值重估。

    晚清以降，在中国学界，这种“一干而众枝”的著述形式逐渐兴起，而传统的“文集之文”相对衰落。这牵涉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以及新的表达方式的确立。但著作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完全可以百舸争流。针对世人抱憾陈寅恪没能撰写“中国通史”，我曾撰《学者的幽怀与著述的体例——关于〈陈寅恪集·书信集〉》（初刊《读书》2002 年第1 期，收入《当年游侠人—— 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北京：三联书店，2006 年），对此略有辨析： 

    陈先生无疑是很讲“通识”的史家，无论讲课或者著述， 其眼光从不为一时一地一民族一文化所限。可假如从著述体例考虑，撰写“通史”又恰好不是其着意经营的目标。还不是晚年双目失明或精力不济，而是其研究及著述深受欧洲汉学以及传统中国学术的影响，以专深的论文，而不以系统的著作为主要工作方式。

    身处大变革时代，学者到底该如何思考、表述与立说，前辈们做了许多艰辛而有效的探索，初步勾勒了若干可行的通路，让后来者有所依傍。但所有探索，即便十分成功的，也都只是范例，而不是定律。

    四

    当初《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出版，学界反响极佳，背后有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这点以后很难复制。虽然此书获*颁发的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 年）， 算是人文学著作所能得到的褒奖，《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也不逊色，先后获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2年）、*颁发的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论文二等奖（书中一章，2013年），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颁发的第四届王瑶学术奖著作奖（2016年）等，但我自己知道，后者虽学术上更为娴熟，也更多创获，仍只能在专业圈子里博得掌声，很难为知识界（更不要说公众）所激赏。

    如今谈论“述学文体”，这个话题更专深，要想引起公众的兴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至于学界，那就很难说了。2006年4月29日至5月1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美术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特邀的门外汉，我做了《关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的专题发言（录音整理稿初刊宋晓霞主编《“自觉”与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见本书“附录一”），居然大获好评。我称现代性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式。而我理解的“表述”，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表述，文学家的表述，还有学者的表述——后者容易被忽视，在我看来却值得关注。这里所说的基本定型且意蕴宏深的述学文体，包括学科边界的确立、教科书的编纂、论文与专著的分野、标点符号的意义、演说与文章之关系，还有如何引经据典等。

照道理说，既然不乏知音，那就该搁置其他杂务，取狂飙突进姿态才是。可实际上，本书总共八章，七章撰写于2006年年底前（各文撰写及发表状态参见本书“后记”）。为什么？除了精力分散（我2006年后出版的著作有《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与境界》《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以及“大学五书”等），还有就是悬的过高，而又力所不逮。论题再三推敲，资料也积累了不少，甚至还在北大研究生课堂上讲过， 但不敢贸然下笔。过于矜持的结果，就是眼看许多后起之秀翩然起舞，异彩纷呈，很多重要话题已经不需要我努力发掘了。这才想起胡适为何被人嘲笑“半部书”先生，就因当初没能一鼓作气， 故再而衰，三而竭。

    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就因“有声的中国”那一章颇多心得， 越写越高兴，其学术延长线上，浮现出“声音”的生产、传播与复原，而不再是“述学文体”了。深恐尾大不掉，冲淡了本书主旨，于是壮士断腕，只保留以“讲演”为“文章”者。

    二十多年前，初闯此领域，那时意气风发，以为路子走对了，持之以恒，总能做出大成绩。可如今奉献给读者的，也就只有这区区三书。好在我的学术史研究，是与文学史、教育史研究结伴而行；三者成果无法叠加，但相互映照，多少也是一种精神支撑。

    2017 年7 月14 日初稿

    2019 年9 月20 日改定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书籍介绍

晚清以降，著作体例与述学文体的巨大变更，使得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步履艰难。从当初的“拿来主义”，到今日的“与世界接轨”，在20世纪中国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是以“科学”取代“夸饰”。著述的不严谨乃至抄袭成风，确实是中国学界的痼疾，可这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另一面，即人文学本身带有很强的修辞意味。谈论人文学的修辞学，不妨先从述学文体说起，因这既牵涉到学术训练、表达能力，更根源于文化心态。不管是赓续传统，还是译述西学，如何弥合自身文体与论述对象之间的缝隙，都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难题。本书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主要是谈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