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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铅总录校证》二十七卷，明杨慎撰，丰家骅校证。杨慎历年读书之笔记《丹铅余录》、《丹铅续录》、《丹铅摘录》先后刊为书，后杨慎乃尽出其《丹铅三录》、《四录》、《别录》、《附录》、《闰录》授其门人梁佐。梁佐因“删同校异，析之以类”，裒合诸录为一编，名之曰《丹铅总录》，凡二十七卷，分天文、地理、时序、花木、鸟兽、宫室、冠服、物用、人事、史籍、订讹等二十六类。琐语类外，凡一千五百条，刻之于福建上杭。《丹铅》诸录相继刊行，时人以其学识之广博，见解之新颖，望而骇叹。《总录》刊行后，索书者“日翰盈几”，争相一读升庵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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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成都）人。正德辛未（1511）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以谏大礼，谪戍滇中。

丰家骅，1930年11月生，江苏南京人，195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句容师范，中学和教师进修学校语文教员。1979年调入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89年评为教授。科研方向：主攻古代文学。著有《杨慎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杨慎诗话全篇》，杨慎生平，交游研究论文多篇。其中《杨慎评传》曾获江苏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此外尚著有《李玉和清忠谱》（合作），《中国文学史概要》(合作）及柳永研究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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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的校注不同，丰家骅先生的校证主要核正杨氏引文，指出其明引、暗引文献之来源，盖即所谓史源学的校证。对原文涉及的词义等，不作过多解释。因此，丰先生需要广泛抄录原始文献，指明杨氏所论之事典、文献来源，若有讹误，则予以订正，一些相关密切资料亦随文附录。所以，杨慎原书的学术价值大为提升，丰先生不愧为杨慎之功臣。

书摘插图

前言

前言（节选）

《丹铅总录》是明代学者杨慎的一部读书笔记，在当时享有盛名，产生过很大影响，也有过很大争议，是明人学术笔记中的一部名著。

（一）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孝宗弘治元年（一四八八），生于一个官宦书香之家。祖父杨春，成化十七年（一四八一）进士，官至湖广提学佥事。父杨廷和，成化十四年（一四七八）进士，武宗朝首辅。武宗暴卒，廷和迎立世宗，继任宰辅，首相两朝。三叔杨廷仪，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进士，官兵部左侍郎。父祖两辈中多饱学之士，对杨慎的学术成长起了很好的影响。

杨慎自幼聪颖。八岁就傅，年十二祖父亲授以易，两旬而洽。年十四偶作黄叶诗，李文正公见而进之门下。年二十应四川乡试，擢易魁。年二十四举正德六年进士，殿试，授翰林修撰，任经筵展书官。馆阁无事，尝得纵观中秘藏书，以博洽闻于当世。朝野上下咸称可大用，前程可谓不可限量。

但嘉靖初的“大礼议”改变了杨慎后半生的命运。世宗继位后，欲追尊亡父为皇帝，生母为皇太后。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以为不合宗法，坚执不可。年幼的世宗十分执拗，不理群臣的谏阻，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召见群臣于左顺门，下诏尊亡父为“恭穆皇帝”，生母为“圣母太后”，一时朝臣群情激愤。杨慎率众撼门哭谏，两遭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凡三十六年，至死亦未赦还。

边防卫所是明代罪犯充军服役的地方。云南的地方官多同情杨慎，在边境服役时间不长，就把他迁往昆明附近的安宁州，在那里住了近二十年。其间或读书讲学，或访友出游，四十六岁至五十岁，曾游览了点苍山、阿密、建水、喜州、石宝山等名胜。四川历任巡抚也善待杨慎，屡以调赴兵役的名义，给他回乡的机会，自五十二岁，曾几次“暂以奉戎役，趋过桑梓旁”。六十岁后，从安宁移居高峣，谋求按军政条例，以子替役还乡。但世宗“恶其父子特甚”，有司多推诿拖延。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复领戎役侨寓泸州时，有人告密，为四指挥使械回。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病逝于昆明高峣寓舍，年七十二。

杨慎是个通才，对经史百家、文学艺术、文字音韵等许多方面，都有所成就。明史杨慎传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诗文外，杂著至一百馀种，并行于世”，是明代著名的学者。

（二）

《丹铅总录》是杨慎杂著中重要的一种。杨慎一生爱读书，少年时就读尽家中藏书，新都县令刘友徵至其家，“观其书，朱黄手泽”，皆识以年月。任职翰林时，“中秘所有书，慎无不该览”。流放云南后，投荒多暇，更是无书不读。晚年寓居泸州，年老多病，仍不废读书，“夜亦篝灯，欠伸昏眵乃止”，十分勤奋。他读书习惯抄书，“自束发以来，手所抄集，帙成逾百，卷计越千”。凡读书有所得，皆一一随笔录之，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丹铅》诸录就是根据他的读书笔记整理而成。嘉靖九年（一五三○）刊行了《丹铅馀录》，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刊行了《丹铅续录》，嘉靖二十六年，复删订刊印了《丹铅摘录》。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门人梁佐奉使归省，去拜谒老师。杨慎“乃尽出《丹铅三录》、《四录》、《别录》、《附录》、《闰录》诸稿授之”。梁佐返任后，乃“删同校异，析之以类”，裒合诸录为一编，名之曰《丹铅总录》，凡二十七卷，分天文、地理、时序、花木、鸟兽、宫室、冠服、物用、人事、史籍、订讹等二十六类，琐语类外，凡一千四百七十四条。刻之于福建上杭，使《丹铅》诸录汇为一编传世。

杨慎读书力主大胆怀疑，独立思考。他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在《丹铅》诸录中，常见到“可疑也”、“余尝疑之”、“余每疑之”之语。他读书善疑，“凡六经三史、诸子百家中，有疑于辞、悖于理者，皆精察而明辨之”。详为剖析，发明其义。他读书多，“博学积久，待徵乃决”。故考订辨证，多获新解。比如：

解经方面，《诗·大雅·绵》：“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土，毛《传》云“居也”；朱熹《诗集传》云“地也”。而杨慎则以为“土”当作“杜”，水名，言公刘避狄从杜水来到漆水之地。（卷二“自土漆沮”）清王引之《经义述闻》之说与此合，人皆以为创见。又：《易·系辞》：“冶容诲淫。”《太平广记》引作“蛊容诲淫”。杨慎引《左传》、《国语》、《南都赋》、《广成赋》、《舞赋》等为例，证明“蛊”、“冶”二字古书可通用，并申述云：“女惑男曰蛊”，“冶，销也。……女之艳媚，亦令人销神流志。”（卷十四“蛊冶通用”）其说精当，而为治《易经》者采用。他如“《诗》玄鸟衔卵”、“町疃”、“《易》枯杨生稊”等，都多有创获，《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为“明人说经之翘楚”。

考史方面，《左传》：“夷于九县。”孔颖达《正义》云：“息、邓、弦、黄、夔、江、六、蓼、庸、权、申，凡十一国，不知何以言九？”（卷二“九县”）《公羊传》“叛者九国”，宋儒赵鹏飞云：“葵丘之会，惟六国；会咸、牡丘，皆七国；会淮八国，宁有九国乎？”（卷二十六“九国”）“九县”、“九国”的“九”字，自汉以来积疑已久，一直不得其解，杨慎据大量的例证，指出先儒“不晓古人虚用九字之义”，“如数求之”，故而滞碍难通。他发明其义云：“窃意九为阳数之极，故书传凡言九者，皆指其极也。”“九国谓叛者多耳，非实有九国也。”世人多以为汪中《释三九》发明斯说，其实早于汪氏二百多年前，杨慎就已创此说了。又，世传西施随范蠡浮江而去，不知所终。杨慎据墨子“西施之沈，其美也”，以为越灭吴后“即沉西施于江”，因伍子胥死时“盛以鸱夷”浮于江，沉西施亦“盛以鸱夷”，“以报子胥之忠”，而非随范蠡（号鸱夷子）而去。（卷十三“西施”）解开了千百年来的一个疑案，实为发前人之未发。他如“周后稷世”、“八士考”、“筮短龟长”等，也都对旧说有所是正。

典章制度名物方面，考订泮宫、辟雍非学宫，（卷二十五“辟雍泮宫”、卷二十六“辟雍非太学”）提出新说，确凿有据，为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方中履《古今释疑》所采用。论证百姓系有爵命者，非同于黎民（卷二十五“百姓”），清阎若璩掩其名而窃为己说。又如捣衣，广引字书、绘画、诗赋以证古代捣衣，非如今日在石上捶衣（卷二十“捣衣”）。列举志书、笔记、唐宋诗文等十一种文献资料，以证步即浦，亦即今之埠头（卷二“浦即步考”）。皆广征博引，令人信服。

他如文字音韵方面，提出“字有古今，音有楚夏”（卷十一“《上林赋》联绵字”），“凡观一代书，须晓一代语；观一方书，须通一方之言。”（卷七“阿堵”）开启了陈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的音学理论等等。

《丹铅》诸录相继刊行时，升庵以其学识之广博，见解之新颖，震撼了当时的学界。明代士人学术空疏，望而骇叹，好评如潮。“始先生著《馀录》、《摘录》，艺苑如获珍珠船。”《总录》刊行后，风行一时，索书者“日翰盈几”，都争相欲一读升庵之书。

书籍介绍

《丹铅总录校证》二十七卷，明杨慎撰，丰家骅校证。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成都）人。正德辛未（1511）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1524），以谏大礼，谪戍滇中。初，杨慎历年读书之笔记《丹铅余录》、《丹铅续录》、《丹铅摘录》先后刊为书，后杨慎乃尽出其《丹铅三录》、《四录》、《别录》、《附录》、《闰录》授其门人梁佐。梁佐因“删同校异，析之以类”，裒合诸录为一编，名之曰《丹铅总录》，凡二十七卷，分天文、地理、时序、花木、鸟兽、宫室、冠服、物用、人事、史籍、订讹等二十六类。琐语类外，凡一千五百条，刻之于福建上杭。

《丹铅》诸录相继刊行，时人以其学识之广博，见解之新颖，望而骇叹。《总录》刊行后，索书者“日翰盈几”，争相一读升庵之书。此书之刊布，可谓一洗明人学术空疏之讥。

《丹铅总录》今存版本有：嘉靖三十三年梁佐刻于福建上杭的原刻本、隆庆年间凌云翼嘱襄守重刻的楚刻本、万历十六年张士佩的重刊本、乾隆三十年杨昶据家藏善本重锲之巾箱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上杭本最早，但校雠草率，讹字如林，‘脱失处尤多’；四库本多删改，且有不少脱失；万历本经校订，改正不少讹误。今即以万历本为底本，对校上杭本、四库本，遇有疑似难定之处，复参以《余录》、《续录》、《摘录》，另参阅《升庵集》、《升庵外集》，择善而从，并作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