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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基上，帝权本已是极丑陋的事物（如黄宗羲所论），再加上做皇帝的往往不读书，这种邪恶更达于无可救药地步。假使读书，起码还留置一条对他们启蒙、改良的渠道，尽管未必奏效。跟内置于帝权中、与之俱来的恶的强大诱惑相比，教育的力量其实是甘拜下风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见有的君主，饱读饱学却仍惯于为恶，嘉靖皇帝便是这样。不过，比之于不读书必蒙昧、必顽劣，只要肯读书，终归还有别的可能。可惜通常来说，“皇帝”和读书几乎是一对天生的矛盾，“皇帝”两个字骨子里就埋着排拒读书的意志，夸张一点说，不读书正是“皇帝”的题内之旨。为什么？大家但凡想想读书一事本质何在，即能了然。说到底，读书无非是求知，无非是去弄懂各种道理。读书的意愿，来自希望了解和接受古往今来以为善的、正确的观念，尊重这些观念，按照这些观念行事做人。一句话，读书是为了融入社会理性，承担共同的社会义务。而“皇帝”一物，生而与之背道而驰。它建于另一种原理，如用一句话做最简概括，便是杜牧痛斥的“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霸道到极点，它简直就是专为将公共规则、普世价值践踏于脚下而来，又怎屑于对后者加以学习和认识？之所以每有皇帝不耐烦读书，视读书为仇雠，其底气盖在于此。

我们于中国因被满清所主所遭受真正损失的解读，不在民族主义方面或感情。这当中，过去不太注意或很少谈论的，是新统治者与中国文明之间有很大的落差。随之，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本身创新能力已然不足，次而，作为异族入主者又势必采取精神思想的高压与箍束。两个因素交织，造成各种羁绊，令中国活力顿失，而严重拖了历史后腿。事实证明，有清一代，中国虽能秉其发达农业之优势，以及在东方暂无敌手之地利，续其强盛国势至康雍乾时期，但在思想、制度和经济上，却无变革迹象。满清的好处是，总算比蒙元能识良莠，虚心接受、学习和融入高等的文化；而它的问题是，受制于自身高度，只能亦步亦趋，照搬照抄前朝，论创新的能力，实在不足观。这对中国，无形中是多大拖累，后人很难设身处地体会到。实际以明代最后五十年思想、政治、社会的情形来看，若非这一干扰，中国经过当时业已启动的思想启蒙，得以进入制度变革、完成历史蜕变，可能性相当大。然而，异族统治尤其是文化落差，突然间扭转了历史方向。中国落在西方后头，关键就在这二百余年。我对满人这民族不抱偏见，但从历史角度说，满清统治在搅扰中国历史进程这一点上，实难辞其咎。此事若发生在中世纪，犹可另当别论。晋以后北中国有五胡之乱，唐以后五代也曾短暂如此，后来金灭北宋、蒙古亡南宋，每一次都对文明造成破坏与羁绊，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但我们觉得基本可以仅作为民族冲突来看，还谈不上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那是因为，第一，整个人类文明尚未到打开一扇新门的时候，世界历史还处在旧的格局当中；第二，中国自身也没有真正的新萌芽发育和生长，社会生产力以及配套的制度还算适合、够用，变革与突破的要求实际并未如何感受到。可十七世纪全然不同，人类近代化已肇其端始，中国在旧制度下的苦闷也忍无可忍、正待喷薄欲发，偏偏这个当口，满清来这么一下子，真的令人扼腕。

故而明亡时刻，主要在这一层，才是中国历史值得高度关注的重...

明代的士夫，是在这样的摧折中讲求操守，将胸间的那口正气保持下来，以致山穷水尽时分，我们仍能见到徐汧、夏允彝、刘宗周等个人品质近乎完人的例子，……当代几十位重要文人和知识分子；两相对照，唯有默然。

朱由崧成为皇帝本来只有不大的可能，然而却做了这个皇帝；朱由崧未必爱做皇帝，然而却无奈地做了。这多重意外的后面，却矗立和凸显着某种奇怪的合理性，那就是他作为朱家揖别其统治史的代言人所具有的绝佳形象。这样一个形象，应该是没落、破落乃至窝窝囊囊的，但又不能太坏、坏到仍然恣行其恶的地步，因为它已失去那种能量。应该强烈透出“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气息，但又不能从中传递忧伤、悲凉的情绪，因为正在发生的死亡，本质上是场喜剧，并不沉重，更多地带着谐谑。在这类历史内容面前，朱由崧的杂坐酣饮、倡优俳谐，乃至山颓木坏于前而心如止水、俨然看客，身为阶下之囚却“嬉笑自如”……种种形容，都再合适不过。回味整个朱明统治史，当满是尘土的厚幕吱吱扭扭落下，历史之光穿透如磐的黑暗，罩定一张有着上述表情的面孔，我以为是极为完美的终结。

书名取自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细林夜哭》。我在《夏完淳集》里一见到，就被“野哭”两个字攫住了，觉得有股异样的力量。“野”在古汉语，有无家、荒芜并兼野鄙陋文诸意。“野哭”并非只在完淳的笔下出现过，其他朝代，亦有以此为题赋诗者，如唐刘叉之七古，清沈曾植之五律等；但我感觉，似乎用于明清易代之际，这词才各位有百感交集的况味。

黄宗羲给黄百家写信，距其终辞人世，尚有七年。之所以早早放出风声，一定出于周详的考虑。第一，以此表示，裸葬意愿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郑重的决定；第二，留出充分时间做家人的工作，使他们最终能够消化这一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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