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 pdf 下载 txt 阿里云 lit rtf azw3 免费

《剑桥*史》（下）是《剑桥中国史》第13卷的译本。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

本书内容：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与这套书第10卷到第13卷的28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1800年到1949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

总编辑序

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变革

　社会结构与社会行为的变化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第二章　1911-1931年中国的国际关际

　溯源：作为东亚地区秩序的清帝国的衰落和死亡

　日本在满洲势力的崛起

　日本的二十一条

　日本的影响和中国参加次世界大战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

　莫斯科与中国的双重接近

　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列强

第三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权力初步巩固

　各省的斗争

　有助于蒋介石政治统治的诸因素

　南京政权的意识形态、结构和职能的行使

　国民党诸派系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

　中国的新心态，1936-1937年

　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

第四章　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党的重建和领导

　农村苏维埃的创建

　寻找一种战略

　苏区的毁灭

　“白区”的地下工作

　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准备

第五章　土地制度

第六章　农民运动

第七章　地方政府的发展

第八章　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第九章　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

第十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

第十一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

第十二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年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的国共冲突

第十四章　1949年以前的思想

参考文献介绍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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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312 4.由恐怖而极化。还有更紧迫的理由害怕复辟：许多人可能已没有逃避报复的希望，因为他们曾卷入抢劫、放火和杀人，总之，他们实施了“红色恐怖”。苏维埃当局曾有计划地采取恐怖活动——像往常一样，着眼于动员农民。农民既需要鼓励，从心理上摆脱屈从的枷锁（通过变得确信旧秩序已经被摧毁，决不可能恢复），也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可能后退或开小差。总之，这个计划是从海陆丰消除一切中立和一切保留：“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因此，在一大群被邀去喝彩和提出意见的人中，出现了公开的、甚至戏剧性的处决反革命的场面：“这些罪犯该不该杀？”甚至被邀积极参加屠杀。从而也有了组织“人头会”的习惯，它预示着（通常这是从相反的方向）诗人普雷韦尔所描绘的“人头宴”。但是在海丰没有宴会；只是把新近砍下的头穿在讲坛上方的一根绳上，为演说者激烈的言词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布景。

不过，在海陆丰实际上也有宴会。有时（例如在捷胜）甚至出现拒绝吃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为“假兄弟”。但首创这种人肉宴的是农民自己，而不是苏维埃当局。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怜悯和饶恕的问题，因为那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冷漠和残忍）使人联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但这与农民恐怖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欢庆、丰富和巧妙发挥无关。公开行刑吗？公开行刑比示众好；是许多农民参加，不应错过的节日，由于高喊“杀，杀，杀”而嗓音嘶哑。至于（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

274 注释②：例如，1932年5月11日至6月10日江苏无锡县抢劫25起；两周内（1934年 7月25日至8月8日）浙江东北部嘉兴县王店镇一地抢劫40余起。分别见冯 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B/ 1070，附件5；又仅在1932年夏陕西省田赋风潮70起（《中国农村经济资 料》，第2卷，第413页）；牵涉佃农的事件197起，大多是1923—1932年间 在江苏和浙江发生的，也就是说在跨南京10年和以前10年时期，见蔡树邦： 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东方杂志》，第30卷第10期（1933年5 月16日），第26—38页。也应注意抢劫和其他重要性小的事件，因为资料只 提到抢劫和小事件在某时某地（如1932年5月和6月在浙江和江苏的蚕茧 产区）“很多”乃至“几乎每日发生”，几乎无法估计其次数（《中国近代农 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0页）。上面提到的王店的40起抢劫和无锡的25起抢劫证实抢劫具有“几乎每日发生”的性质；而后一资料只表示1932年5月 11日至 6月 10日间在县里发生的少数劫案；大多数劫案在报纸上没有报道，所以没有记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

275 关于方法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所了解的农村骚动的样本，对那类持续时间较长的骚动的频率并非很有代表性，也完全不能代表其空间分布。例如，我们是否应当把从20年代到30年代记载下来的抗税风潮次数的增加归因于土地税的增加，同时农作物的价格下跌（从而纳税人的收入也降低了）？或者我们是否更应当把抗税风潮次数的增加归因于目击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知识分子）对农民处境更加关心？（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但比例如何？）当许多目击者在上海的报纸上写文章时，我们所知道的占压倒多数的事件也发生在江南（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内地，特别是西部的省份，很少有报...

“这些特点，在动员长江下游的福利机构向70年代末华北严重水灾和大饥荒的灾民提供救济中得到感人的说明。在上海和其他三个浙江、江苏的主要城市，士绅和商人们为外国的例子所激励，建立了救济委员会。福利事业机构和公开积极活动的个人，在小城镇募捐，并把捐款转送到这些中心。捐款然后送交救济委员会的代表，由他们在灾区分法救济款。概略的收支清算账目和救济活动的报告公布在上海《申报》上。通过这一募捐运动，地方事业机构为国内不同地区进行的自主活动筹集资金，从而对长江下游绅董认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危机作出了回答。组织工作完全在官府结构之外（虽然有密切合作），由名流管理的这些团体，在筹集资金方面比官吏更为有效。最后，报纸在促使公众注意灾情、在通过登载捐款人姓名、为救济委员会提供专栏等方法以鼓励捐款方面，都起到关键的作用。参加者十分清楚他们活动的自主性质，《申报》把这些活动说成是‘民众捐献，民众管理’——这一说法也用于地方管理的活动。”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受到告诫要远离政治。四中全会宣言（1928年2月）称：‘最不幸的事实是，如今未成熟的学生参加我们的政治社会斗争。准许这些尚未成熟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的少男少女自由参加国家事务，不仅会牺牲我们民族未来的生命，而且也会使他们视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为儿戏。’”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到1929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旧官僚势力对新政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18年后，在1946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把腐败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

“或许，确定国民党运动未来方向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军人的普遍影响。孙逸仙在世时，军人在国民党运动中比较受到轻视。然而，在蒋介石领导下，孙逸仙的排列顺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已被颠倒了过来，军队如今成为首要的组成部分。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状况；1929年，在国内国民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军人，而不是平民。在党的领导人——中央执行委员——中，在1935年有43%是军官。在1927到1937年间，国民党人控制的33个省份的省主席，有25个是将军。在这10年间，政府支出的大约2/3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事费用）。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10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张国焘却认为农民是观潮派，而且只关心自身的生存；只有当红军取得胜利时，他们才会支持红军。按照张国焘的观点，发动农民完全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与土地政策无关。”

编辑推荐

   《剑桥*史1912-1949年下卷》 是《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中的第13卷的中译本，叙述1912—1949年的中国历史，内容涉及国际关系、共产主义运动、国民党政权、中日战争、国共冲突，以及该时期的文化、教育等等。

   全书由西方知名学者撰写，借鉴了中日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当时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谓是一部代表西方学术观点、研究水平和趋势的历史专著。

书籍介绍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是《剑桥中国史》第13卷的译本。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

本书内容：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与这套书第10卷到第13卷的28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1800年到1949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